在名为《我国城市水安全现状与对策》的署名文章中，仇保兴称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，当城市化率达到50%以后一段时期，往往就会出现水资源、水安全的转折点，从水量型危机转向水质型危机，水污染事件进入高发期。
“城镇化率达到50%之后，是国际公认的水污染危机的高发期，同时也是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期，一旦错过这个机会，将会付出极为高昂的治理代价。”
仇保兴举例称：“2011年，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%达到了51.3%。也正是这一时期，各地连续出现多次水污染的事件。如2006年湖南的岳阳水污染事件、河北的白洋淀死鱼事件，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，2010年福建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，2011年的渤海渗油事件，2012年的龙江镉污染事件，2013年的黄埔江死猪事件等。这种污染事件频繁、连续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。”
仇保兴列举了多个国外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：
英国是全球最早城镇化的国家，城镇化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约200年，1851年左右城镇化率达到50%，中间约50年都是城镇化的中期。1878年“爱丽丝公子号”在泰晤士河上沉没，造成了640人死亡，事后的调查发现，大多数人是因为高污染的河水中毒死亡。
德国在1892年的时候城镇化率达到50%，但整条莱茵河却因为严重污染变成了泡沫河，此后德国花大力气治理了70年，才使得莱茵河恢复清澈。
日本1953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0%，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两个特有的病，一个是骨痛病，是由于工厂的镉污染饮水造成的，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重金属等污染物会对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;另一个是水俣病，由于工厂排出的汞污染了水体，并通过食物链在人体中富集，导致人体畸形、脑力痴呆，甚至影响到子孙后代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2001年，因水俣病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1700人，到现在可能要超过2000人，对下一代的影响更是几倍数量。
韩国在1977年城镇化率达到50%之后，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污染事件。1991年3月16号斗山集团管网发生苯酚泄漏，民众反应强烈，斗山集团为此给当时的总统送去了10亿韩元贡献金表示道歉，这一内幕被揭发以后险些造成政府垮台。
仇保兴的署名文章还提到，中国河湖水系中，近年来一至三类水体比例在增加，劣五类水体比例在减少，但实际上水生态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。据住建部连续8年对35个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厂约1.2万个取水口水源水样检测结果表明，达到二类水体标准的水样数量比例由2002年的24.8%下降到2009年的8.6%。
仇保兴特别指出，由于水生态治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一旦放松管制或治理力度降低，水环境的状况就可能出现反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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